廖碧兒

　　今年11月20日，農婦武文英因涉嫌故意殺人，在河南鹿邑縣法院受審。武文英20年前生下了腦癱雙胞胎兒子，每天照顧他們吃喝拉撒，人到中年已是滿頭白髮。20年後，武文英把農藥瓶放在腦癱雙胞胎面前，他們的生命結束。村民認為對武文英來說是解脫，所以集體對外保持了沉默。10個多月後，武文英再次遭遇丈夫家暴，又想起兩個死去的兒子，她因沒盼頭走進鄉派出所自首。(12月9日《新京報》)
　　虎毒不食子，何況母親身上掉下的肉。武文英含辛茹苦照顧腦癱雙胞胎20年，舐犢之情在崩潰的那一瞬間，生存還是毀滅的消極選擇面前，思想柔軟處該是何等撕心裂肺。殺人者，母親！回顧普通農婦武文英的半生，連通過文字圍觀的人也隱隱作痛。
　　一則，腦癱雙胞胎的降生是武文英喝藥自殺作的“孽”，這是她用一生辛勞也彌補不了的良心譴責和愧疚。中原地區一位普通的農婦，本是傳統的溫良謙恭形象，是農家廳堂廚房的頂梁柱，甚至犧牲了自己的生活可能，卻換不來腦癱雙胞胎的自理。這種負罪感是壓垮她的第一根稻草。
　　二則，武文英20年前的自殺和20年後的殺人，丈夫長年累月的家暴是冰冷的催化劑。這麼多年，照顧腦癱雙胞胎的重擔一直由武文英自己擔著，再加上家務和農活，再健康活潑的青春少女也會變成麻木的中年大媽。一個母親不能給兒子健全身心的自責，千辛萬苦又無法帶來未來生活的保障，千般委屈又無良人可以暫時訴衷腸。對家庭的絕望讓一個母親成為殺人者。
　　三則，武文英和丈夫也曾千方百計求助，但農村的社會救助機制已經失靈。傳統的宗族和家族救濟在社會轉型期失效，村人的同情和幫助只是暫時性的，更多人甚至不瞭解這家人的苦難。作為最低社會保障的政府救助，與農村的距離看上去遙不可及，60元的低保和官員的看望杯水車薪。身體垮了和精神失常的武文英，被困在了社會的“孤島”之中，周圍的熙熙攘攘凸顯個人之不幸，他們看不見也聽不見人世苦難，讓母親滋生陪腦癱兒去死的絕望。
　　一位腦癱兒母親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過，腦癱兒讓家庭開始了漫長的“無期徒刑”。東莞居民韓群鳳也有兩名13歲的腦癱雙胞胎兒子，在常人難以想象的苦難中他們不曾泯滅希望，可是兒子卻出現可能導致夭折的肌肉萎縮，崩潰里的母親將兒子一個接一個溺斃，隨後喝下農藥自殺被救活後獲刑5年。這樣的悲劇在各地引起輿論關註，但我國沒有腦癱兒的官方數據，據公益組織推算0-17歲腦癱兒達到40萬，遭受武文英、韓群鳳一樣苦難生活的家庭，只會多不會少。
　　腦癱兒作為殘缺的生命，擁有最基本的人權，尤其是生命權，母親也不能剝奪，哪怕他們確實需要“安樂死”。人人皆知的現代政治文明共識是，包括腦癱兒在內的每一個生命，作為社會人應該接受家庭監護、社會監護、國家監護，現在後兩者基本上處於紙上談兵階段，干預、救助、未來可謂一無所有。為了救助腦癱兒，為了救助父母親，彌補後兩者不足應成為優先議程。
　　反觀地球村鄰居美國，政府通過購買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形式，將腦癱從生管到死，早期進行專業干預，隨後免費提供教育，並幫他們尋找工作，融入正常的社會。我國的腦癱兒沒有那麼幸運，但我們要通過制度建設來彌補，政府為他們購買保險減輕家庭負擔，為他們購買干預服務提供專門教育，以減少生活的阻力和社會的歧視。至少，尊重腦癱兒應成為共識。
　　再多的努力也輓不回腦癱兒雙胞胎的生命，甚至到現在我們還記不清楚他們的姓名，但這並不妨礙尋求避免類似人倫悲劇的辦法，去拯救那些身心處在人生懸崖的武文英們，避免她們極端地跳進深不見底的死亡谷。個人、社會、政府應捫心自問，無數種應急辦法和長期措施，我們是否窮盡了所有可能，避免弱者用弱者的方式犧牲。
　　此時，此刻，有一幕悲劇，是我們應當避免的，它有一個黑色的名字：殺人者，母親。
　　文/趙查理　　（原標題：農婦殺子的“孤島”應鋪設救助之橋）